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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思想界】一曲红歌是香港与内地“超越”矛盾的契机吗?

* 来源 :http://www.lenuki69.com * 作者 : * 发表时间 : 2017-10-15 09:13 * 浏览 :

  在龙应台的港大现场,一首齐声合唱的《我的祖国》勾起了二战后全球左翼和左翼运动史在几代人内心的记忆和共鸣,然而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两岸三地的不同反应,则了内战、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,在香港与内地,以及今天的香港人和自己的历史之间刻下的巨大鸿沟,如何重述历史,寻求弥合之道,建立新的共识,是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。

  过去一周,作家、前文化部长龙应台今年10月在香港大学的一场视频在网络上持续“刷屏”,在两岸三地的网民中间引发或骄傲、或困惑不解、或戏谑的种种情绪。在这场名为《一首歌,一个时代》的中,龙应台询问现场观众“你的启蒙歌曲是什么”,坐在第一排的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立伟回答,是他上大学时师兄教唱的电影《上甘岭》的主题曲《我的祖国》。并没有听过这首歌的龙应台随即追问“这首歌怎么唱”,周立伟便和现场许多观众一起合唱了起来。在一片“前文化部长被红歌打脸”的声音中,龙应台亲自撰文回应,称“大河就是大河,稻花就是稻花罢了”。这一去化的解读立刻引起了更大的争议。

  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博士后王洁莹在《大河不是大河,是唱“红歌”的70年代香港》一文中梳理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历史,指出大河并不只是大河,它的背后是一段被淹没的香港历史,是一代殖民地爱国知识精英的集体记忆。

  香港的“红歌记忆”源于“后六七”时代的香港。“六七运动”是香港爱国左翼呼应内地发动的激进的抵抗运动,也是二战后内地工作和全球左翼联合作用的结果。“六七”之后的七十年代,香港先后受到股灾、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,通货膨胀严重,失业率居高不下,同时贪腐、犯罪和街头愈演愈烈,导致市民对港英失去信任,香港的年轻人开始对红色的内地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,从而了香港殖民历史上的一个,其中以1968年至1970年争取将中文列为语言的“中文运动”和1971年反对美国将划归日本的“运动”最为著名。而在“运动”中提出的“跨越党派的统一战线”,也标志着香港的向“认识中国,关心社会”的更广泛议题转向。

  运动之后,香港大学学生会组织了首次“回国观光团”,从广州到,观光团的20多名受到了各地官员的亲切接待,对中的中国产生了很好的观感。观光团回港之后,举办了汇报会和“中国周”活动,在学生中间引发强烈反响,1974年的大会潮流,确立了“放眼世界、认识中国,社会”的方针,并反对“”,反对港独,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

  而在“如何看待中国”的问题上,内部也存在分歧:“国粹派”强调配合政策,以中国利益为大前提,维持香港现状,并认同内地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;“社会派”则侧重香港社会,同时对当时中国是否在实行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。但双方均社会主义理想,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,必然回国祖国。

  逝世之后,,复出,使国粹派士气大挫,随后几年的派系对垒已不复存在,但对中国依然关注。1979年又发起了第二次中文运动,督促进一步提高中文地位,推进母语教学。浸会大学副校长周立伟1979年进入港大学习,很可能是第二次中文运动的参与者。

  而在香港文化研究学者刘昕亭看来,曾经波澜壮阔的爱国左翼斗争历史,曾经反殖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,已经无法整合进今日有效的香港表述之中,也不足以让我们应对和认识今日的香港社会。今天的香港,已经成为一罐奶粉都能危机的“超化”城市。香港本土经济一蹶不振,来自内地的压力却与日俱增,从日常生活摩擦到资源竞争,从一罐奶粉到一张选票,香港与内地之间日益脆弱的连接纽带时常一触即发。

  刘昕亭认为,香港和问题作为现代中国“遗留”问题,既是一个中国内部的核心关切,又无法脱离冷战与后冷战情境,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调整与变迁过程。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重挫,使得全球左翼逐渐放弃了在传统阶级议题上的斗争,转而投身身份和文化差异的战场。在几乎不可逆转的“流动的现代性”和金融资本“去辖域化”的历史进程中,本土主义、右翼民粹主义几乎成为普通唯一可以倚重的。

  回归后的香港青年需要面对的,是如何重新想象自己的文份,如何再度讲述自己的历史渊源,如何在“香港人”之外再度成为一个“中国香港人”的心理调试。因此,在翻检曾经共同的文化记忆、寻找新的统识表述的意义上,《我的祖国》或许正是“探索21世纪国际主义的可能性”的开始。

  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在23日接受凤凰网采访时,也就龙应台事件发表了看法。汪晖表示,一方面,在香港,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年龄层的人都会唱《我的祖国》这首歌,说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凝聚在这几代里;而另一方面,我们也可以看到,内战和冷战所造成的两岸分割局面,不仅是、经济、军事的结果,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分割上,事实上,龙应台本人的历史记忆也是被她所写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分割开的。汪晖认为,一个值得提出并探讨的问题是,我们如何重塑历史记忆,如何克服这种分割感,他从《我的祖国》的歌声里听到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。

  而对于龙应台2009年的著作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,清史学家杨念群曾经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过。杨念群认为,这种将失败者和胜利者并置,用“”的眼泪粘合剂把他们黏在一起的做法,恰恰是将这些战争中的普通人抛回到了的中,遮蔽了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,甚至可能给战争的发动者以的理由。杨念群认为,对价值高低的判断永远都是见仁见智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,所有在战争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,为解放军打仗和为日寇监工,都是炮灰、可怜虫。对于历史书写而言,我们要避免遁回“论”的老框架中去,但这并不意味着,我们采用这种“炮灰论”,就可以不去厘清付出的缘由,不去区分不同的价值的人所付出的代价。